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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重讀丨余英時:為什么陳寅恪一生沒有寫過通史?

原標題:丨重讀丨余英時:為什么陳寅恪一生沒有寫過通史?

余英時先生始終在學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學術研究中,一直以中國史為主業,其專書和論文幾乎貫穿了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代,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傳統觀念有獨到的看法。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的下篇,余先生闡述了“大學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時不寫通史”的問題。

美國的教育是最重要的進步資本。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會出現私立大學。美國私立大學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這是它的經濟基礎。美國的大學是民間引導政府。

時代周報:耶魯大學的孫康宜教授講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這三個學校的關系特別有趣,像是祖父、兒子、孫子的關系,耶魯是一群對哈佛不滿意的學生建的,普林斯頓是一群對耶魯不滿意的學生建的,所以這三個學校有非常友好的關系,但是又有競爭的關系。你在這三所大學都任教過,這些第一流大學有什么值得中國學術界關注與借鑒的經驗?

余英時:美國各大學很難說哪一個是第一,最要緊的是看綜合力量。美國常常有調查,沒有一個大學每一個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誰第一流的系比較多,大概就是在前幾名的,所謂常春藤大學,有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十幾個。這些學校基本上水準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興趣是哪一行,剛好哪一個教授是你喜歡的。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很高水準,不能隨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書,都要經過專家審核,不通過就不會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氣,都不相干的。這種制度化是非常穩定的,大學出版社尤其守得很嚴,這樣才能使研究傳統不斷。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歷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學會。學報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監督,所以不可能有抄書的情況發生,一出現的話就會身敗名裂。

美國大學無論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沒有政治力量干擾。包括州立大學,它們由州控制預算,但不會因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或者被削減經費,如果大學教授傾向于共和黨,而州的領導人是民主黨,想要削減經費,也是做不到的。在美國大學要進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為實行長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夠水準,質與量都達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在美國一般就已經有長期聘約了。拿到長期聘約以后,當然還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書,發表多少文章,其中學報的文章更重要,比書還要重要。寫教科書,如美國通史之類,是升不了級的,因為在知識上沒有原創性的貢獻,只是綜合一下作為一個教科書。教科書在版稅上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是在學術上,對升級一點用都沒有。你不會因為教科書,學術地位就提高,這就是為什么寫通史或哲學概論不會在現在的學術圈子里占什么位置。這也應該讓中國的學術界、知識界認識。

時代周報: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現代化與大學,認為歐洲成為歐洲世紀,美國成為美國世紀,都跟大學有很大的關系。

余英時:歐洲大學開始是宗教機構,所以神學很重要,最早的大學都跟宗教有關系,長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政治迫害。這個保障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是更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如果沒有這個保障,學術獨立就很難了,而且出版書籍,國家如果沒有一個出版檢查制度,誰也沒有資格檢查,這是最重要的。

美國大學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很大。美國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進步資本,不是靠錢。錢是怎么運用到文化水準提高,學術研究進步上,人文方面還一時看不出來,最容易看的是科技。科技要是沒有金錢,不可能發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錢,才能夠有一個新的發明。這個東西如果還考慮思想上正確不正確,那就完了。美國的進步領先于其他的國家,就靠這一點。從前是英國領先,第二是德國,德國的研究院后來被美國搬過來了。哈佛大學最初只是大學教育,沒有研究院,后來才按照德國的研究院發展高等研究。美國的國力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現在無論從哪一方面,英國都是跟著美國走了。美國的教育經費非常多,英國的經費常常被政府掐得很緊。在美國,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許多有錢的私人基金會,甚至許多英國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國來申請基金。

時代周報:民間的力量對美國大學的發展有什么樣的推動?

余英時:大學當然是靠民間的力量,民間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會。如果一個社會是頭重腳輕,政治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個不健康的社會。至少從現在看來,不是政治為主,而是以經濟為主,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教會提供組織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學都跟教會有關。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會出現私立大學。美國私立大學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這是它的經濟基礎。十七八世紀,中國商人階級興起以后,許多書院都是靠商人的錢。美國的大學是民間引導政府。政府是一個組織,組織是把民間想完成的事情盡量完成,這樣在選舉的時候民眾才會投你的票。不是倒過來要靠領導的,在美國開任何一個學術會議,不會有什么領導人先講話。沒有人去找校長來訓話的,大家會覺得很可笑,校長對這個東西不懂,講什么話呢?

“通史”:以“專”濟“通”,不寫通史

我不寫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個時代的特殊問題。但“通”的觀念永遠在我心里。中國古代“通史”的觀念和現代教科書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時代周報:就歷史研究而言,為什么寫通史在西方沒有受到特別重視?

余英時:在今天西方,寫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書。一般專家不大愿意寫教科書,這是服務性質,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個方面都是專家,要了解其他專家的意見。一般寫通史幾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識進步了,又要重新來過,寫得再好,沒有超過十年二十年的。總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視。在西方寫通史的動機大概有兩個:第一,寫得好的話,市場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稅,就發大財了,還可以設立基金會。第二,能綜合一切歷史知識寫出一部大多數人接受的長篇敘事,這也是一種創造,給人滿足。但一般而言,寫通史不算原創性的貢獻。

時代周報:可是在中國,為什么許多歷史學家把寫通史作為夢寐以求的事?

余英時:中國很多史學家都夢想寫通史,那是因為歷史傳統的關系,通史在中國文化上的意義不同,我們理想的通史是司馬遷式的,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綜合。或者像司馬光寫《資治通鑒》,但《通鑒》已不算“通”,只能從三家分晉開始;還必須有七八個專家給他專門做研究,他自己寫成最后稿本,現在還保存一本司馬光通鑒稿,看看別的專家的東西,他來改寫貫通。但他的問題不像現在的通史,那是給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亂,治亂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標。從歷史上得到一些統治的教訓,怎么樣治理這個國家,是一個鏡子。我們現在是給誰寫呢?寫通史就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從文化觀點,有的從平民觀點。我們每個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沒有資料,農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飯,有什么東西可以作資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寫出來,有人代他寫出來也不能作為代表。今天寫通史的情況不一樣了,通史是教科書,“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個人的看法。寫通史希望銷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眾家之言,所以觀念變了。在這種情形下,寫通史要靠綜合能力和敘事本領,與司馬遷和司馬光完全不同了。

時代周報:不過一般人總希望買一本最好的通史,這樣就可以方便地了解歷史。

余英時:我完全同情這一看法,但不容易實現。希望只讀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現實的。只能期待多出現一些通史,可以比較。但這必須以完全的學術自由為前提,寫通史一有顧忌,便寫不下去了。

時代周報:錢穆先生在抗戰時寫《國史大綱》有什么原因?

余英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有作用,有選擇點。第一,那是抗戰時期,要建立中華民族的信心,要講中國的許多好處。第二,他認為五四批判中國是過頭的。第三,上世紀30年代國民黨統一全國以后,大學要求中國通史是必修課。但是大家覺得沒有一個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學通史教學是在北平找各個專家,像錢穆先生講春秋戰國秦漢、陳寅恪先生講魏晉南北朝隋唐。錢先生講,這個通史,各自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個人通下去,他就一個人通下來。錢先生在北大教書最出名的就是中國通史,他是用一個人的觀點大敘事。由于他的觀點廣闊,選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寫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錢先生告訴我,范文瀾在延安時期寫的中國通史好多是運用《國史大綱》的材料,不過另外作解釋就是,因為范文瀾與錢先生從前認識,他是黃季剛的學生。這可見錢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長處。《國史大綱》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書采用綱目體,言簡意賅,不容易讀,教的人必須有很高的史學修養才能勝任。

時代周報:呂思勉先生寫的中國通史又有什么特點?

余英時:呂思勉的通史很實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時代的政治敘事和制度變動分配得很平衡。呂思勉最早寫的是《白話本國史》,那是很暢銷的,第一次用白話來講通史,但是也引起問題,就是提出岳飛并不是民族英雄,是個軍閥,因為他自己在軍閥時代,他看到岳飛那么蠻橫,認為就是當時的軍閥,那就引起大家痛罵。后來他寫了其他的中國通史。作為一個特殊的史學家,他是很重要的,沒有第二人做這樣的工作,寫這么多的專史,所以有人稱他是通貫的專史學家。

時代周報:在西方,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在學術上如何評價?

余英時:湯恩比的《歷史研究》現在差不多沒有人看了,在中國是另外一回事。湯恩比本人是一個很好的史學家。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歷史研究》上。我看了幾乎所有專家對湯恩比的評論,每個專家都把他罵得一塌糊涂:這里錯,那里錯。專家指出錯漏,某些大的東西不能成立,基礎都被毀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礎上,打開一看,基礎不對。怎么辦呢?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作為一個嘗試是了不起的,因為他的專長在希臘羅馬史的范圍之內,其他的像東南亞、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臨時研究的,看看別人有些東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礎,跟原來他自己的專長也不能比了。所以這個大屋建起來很堂皇,讓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個房子好,哪一個房子壞,可是真正的專家一看就穿了。湯恩比的《歷史研究》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十大本,一個是節本。我認為看看節本就足夠了,節本在大致上就齊了。不過《歷史研究》屬于歷史哲學一類,倒和中國原有的“通史”觀念比較相近,而不是教科書。

時代周報:為什么陳寅恪先生一生沒有寫過通史?

余英時:陳寅恪想寫通史只有一個根據,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維所了解在德國時期的陳寅恪,當時他收集很多剛剛出來的劍橋歐洲史,想寫一本中國通史。我認為陳寅恪中年以后也沒有這個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維的記載認為他想寫通史。別人也有這樣的感覺,大家覺得他既然知識這么淵博,應該寫一部通史,比別人寫得好。但這是理論,以陳寅恪的文筆、寫法,寫得興起,對細節一點不肯放手,那種寫法不是寫通史的筆調,通史的筆調是執簡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寫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從前崔述寫《考信錄》,花三年的時間學韓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寫,寫通史也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時代周報:有學者曾經問過我:為什么余英時不寫通史?

余英時: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沒有過寫通史的沖動。但是我自己覺得花幾年時間寫通史,還不如在某一個特別的領域用幾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產生新的知識,不僅是綜合已有的知識。通史必須盡量求全面,許多專門領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這也是我不敢下筆的一個原因。一再考慮,我還是覺得把有限的時間用在專題研究上,貢獻較實在。只要所選專題很重要,即可由專中透出通貫的見解。譬如我花了好幾年時間寫成《朱熹的歷史世界》,我自覺打通了宋代政治與思想之間不少隔閡,也有助于“通”。這是以“專”濟“通”。

我決不是不重視寫通史。我是學歷史的,基本上講的就是“通古今之變”的問題。古今怎么變化,那必須有一個整體的構想。在古今之變中,就有具體的如何“通”的問題。我不寫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個時代的特殊問題。但“通”的觀念永遠在我心里。我愿意借這個機會說明,中國古代“通史”的觀念和現代教科書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傳統的觀念預設著一種全能的超越觀點,好像上帝一樣,可以看到全史的整體,所以在“通古今之變”上面還要加上“究天人之際”。史學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個時空交叉點上,就會受我的時空交叉點的經驗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個史學家不是在時空交叉點上活著呢?離開時間和空間,能夠存在嗎?

時代周報:你的唐代研究進行得怎么樣了?

余英時:我現在看唐代相關的書,看完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寫什么東西。因為春秋戰國、漢、魏晉、宋、明、清、現代各種時代我都寫過專書或論文,還沒有寫過唐代,我要把唐代補起來,這樣就連起來。我想看看唐代的詩人和禪宗,這是兩個精神界的領袖。中國唐代最高的不是理學家,也不是經學家,而是禪宗和尚,創造了宗教。另外就是在唐代引人注意的詩人,因為詩人是領導一代精神的。我也注重中國的精神史,希望用我個人的觀點把中國精神史貫通起來。不是說人人要接受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要求一個貫通性。也不能說中西貫通,只能說我個人貫通。我自己需要有一個通盤的了解,為我自己。這是個人來講,不然的話,就夸大了。

文章來源:《時代周報》20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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